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，西汉景帝为应对七国之乱，从无盐氏借钱，利率为10倍。“吴楚七国兵起时，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，赍贷子钱，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，关东成败未决，莫肯与。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，其息什之。三月，吴楚平，一岁之中，则无盐氏之息什倍，用此富埒关中。”
《红楼梦》中，凤姐将本应发放给丫鬟等人的月例银子放“印子钱”：
平儿悄悄告诉她道：“这个月的月钱，我们奶奶早已支了，放给人使呢。等别处的利钱收了来，凑齐了才放呢。因为是你，我才告诉你，可不许告诉一个人去。”
袭人笑道：“她难道还短钱使，还没个足厌？何苦还操这心！”
平儿笑道：“何曾不是呢。这几年拿着这一项银子，翻出有几百来了。她的公费月例又使不着，十两八两零碎攒了放出去，只她这梯己利钱，一年不到，上千的银子呢！”
南北朝，随着寺庙的兴盛，大量的经济向佛教寺院转移。僧人们开设“质库”，将放贷的本钱称之为“长生钱”，意为不会消失，却能以钱生钱的钱财。无抵押民间贷款利息为三四分（年化利率36-48%），有抵押的民间贷款，根据南宋报国寺碑刻记载，寺院所需要的收取的年利息近30%，远远高于当时民间借贷的20%。[1]
《汉书-王子侯表》记载汉代王子侯爵封授、继承及废黜情况，西汉武帝元鼎元年（公元前116年）旁光侯刘殷因放贷取利未曾申报纳税，收取的利息又超过了法律的规定，有罪当判处刑罚。因为遇到大赦获免，仅被取消了爵邑。这说明当时已经制定了借贷的利率上限标准，并对高利放贷行为进行了法律规制。
《唐六典》“比部郎中员外郎”条注：“凡质举之利，收子不得逾五分”，即规定了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，如“凡质举之利，收子不得逾五分”，即月利率不得超过5%。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中，李善德为买房借钱，放贷的就是寺院，“月生福报4分”，即月息4%，借本金200贯，2年本息按复利共计438贯，电影中李善德说唐律规定“不得返利为本”，只能按单利算，因此计392贯。
宋太祖建隆四年（公元963年）制定完成了《宋建隆重详定刑统》，简称《宋刑统》，由宋太祖诏令颁行全国。《宋刑统》规定了民间借贷的利率标准，如“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”，“积日虽多，不得过一倍”等，以限制高利贷的剥削程度。
《元史》记载了元代的一种高利贷形式“羊羔利”，因其年利率高达100%且次年转息为本而得名。这种高利贷形式直接导致了农民的破产和社会矛盾的激化。
《大明律》正式颁行于明太祖洪武三十年（1397），《大清律》草创于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五月，以《大明律》为基础。明清两代律典均对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的利率进行了明确规定，如“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取利并不得过三分”，“年月虽多，不过一本一利”等，并设有罚则以惩治高利放贷行为。明代佛教寺院的长生钱利息通常为二分，《报国寺碑阴》有《檀越施田地名衔》（理宗嘉熙元年七月，1237）记载，“吴江县沉琇生前舍官会五百贯文，入长生库营运，证例二分收息”“船居徐三九、太君张六娘舍钱一百四十贯文官会入库，也是二分利息，每年息钱三十三贯六百文官会”“张显祖舍钱一百贯文官会入长生库生息，二分利息，每年息钱三十六贯文官会”[2]。
虽然唐代以来官方对民间借贷利率有规定，但实际借贷利率往往更高。唐代为例，从出土的敦煌文书来看，绝大多数货币借贷文书中都有类似“举取银钱拾文，月别生利钱壹文”的表述，说明唐代敦煌地区借款月利率普遍在10%的水平[3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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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2] 黄敏枝. 宋代家庭对于佛教寺院的供养——以石刻文字为主[J].中国社会历史评论,2004年第2期。
[3] 邱唐，中国古代的高利放贷及其法律规制，2022-12-28， https://www.spp.gov.cn/spp/llyj/202212/t20221228_597064.shtml